姓名是人在交往過程中的代碼,是人類社會中最基本的人際稱謂,重慶翻譯公司也是“標志社會結構中的一種血緣關系和區(qū)別個人的標志符號”。姓名是人類文明特有的現(xiàn)象,是所屬文化系統(tǒng)的載體和鏡像。姓氏的來源和人名取法受一定社會的影響和制約。由于各民族的歷史、宗教、文化傳統(tǒng)、風俗習慣等密切相關,因此姓名是各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它既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點,也體現(xiàn)了各民族的獨特文化現(xiàn)象。下面通過分析中英姓名的翻譯來探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。
一、 姓名的翻譯要遵循兩個原則：“約定俗成原則” 和“名從主人原則”。
“約定俗成原則”是指有些姓名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，已有了固定的譯法，就應該繼續(xù)使用下去，即使有的不夠妥，甚至錯了，但因多年來已為人們所公認和熟悉，這樣的譯法也該繼續(xù)沿用，無須另訂譯名。如英國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確的漢譯名應是“喬治·伯納·肖”，但是過去該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譯作“肖伯納”，變成了一個典型的漢名。本應譯作艾德嘉·愛倫·坡的美國詩人Edgar AllanPoe被我們習慣地譯作愛倫坡，我們也只有錯誤地沿襲下去了。還有人們已熟知的Shakespeare—莎士比亞,Addison—愛迪生，Bethune—白求恩，宋慶齡—Soong Ching Ling, 孫中山—Sun Yat-sen等，如果我們將它們換用新名，反而會引起指稱的混亂。
“名從主人原則”是指在翻譯姓名時，要遵循姓名本來的和名的排列順序、姓和名所有人所在國的語言發(fā)音，個人自選擇的另一種語言的姓名構成。如我們在翻譯阿根廷球員Veron的姓名時應該按照西班牙發(fā)音譯成“貝隆”。遵循“名主人原則”，保留各民族姓名本身的特點，這不僅是對個人名權的尊重，也是對一個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尊重。姓名在多時候并不僅僅是一個符號，而往往代表著個人的身份和族的尊嚴。現(xiàn)在人們對自己姓名的愛護就如同愛護民族和語言的獨立一樣，不愿意改動自己的姓名。
二、 盡管我們在中英姓名的翻譯中有這兩大原則為指導，但在人名翻譯時,我們還是會遇到許多麻煩，這是因為東西方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。
(一)從姓與名的排列順序看英漢姓名的文化差異
英語民族的姓名排列順序與漢語民族正好相反。我們先說姓后說名,如郭沫若,魯迅等。而他們是先說名后說姓,如Benjamin Franklin,本杰明是名,富蘭克林是姓;又如Charles Dickens,查爾斯是名,狄更斯是姓。這種姓與名不同的排列順序是英漢文化差異的明顯例證之一,它是不同的傳統(tǒng)文化在人名上的體現(xiàn)。我們知道,姓是一個家庭的代號,而名則是個人的代號。對于某一家族來說,姓是該家族所有成員的共同符號,即共性;而名是每個成員自己的代號,屬個性。而英漢民族的這種姓與名的不同排列順序正是中西方人們在“共性與個性”關系上所持觀念的反映。
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,封建文化源遠流長,其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封建社會,人們腦海中宗族意識異常強烈,宗族觀念根深蒂固,君主皇帝的王位在宗族內(nèi)沿襲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實例。當時,姓是社會地位和等級的標志符號,唐朝是李家天下,李便為國姓;宋朝皇帝姓趙,因此趙就名列宋代成書的《百家姓》之首。姓是大宗的族號,代表宗族、血緣和群體關系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強調(diào)的是共性至上和三綱五常。在這樣的傳統(tǒng)文化氛圍中,代表宗族、血緣、群體的“姓”必然在先,而代表個性的符號“名”當然在后了。
在西方,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崇尚共性至上相反,他們則強調(diào)個性,尊重的是個人獨立的人格與主體意識,所以在姓名排位上把代表個性觀念的“名”放前面,而把代表共性觀念的“姓”置于其后。
(二)“姓”在中英兩國起源的差異
在中國,“姓”起源于上古的母系氏族社會,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,那時用來“明世系,別婚姻”。可見,從中國的母系氏族社會起,“姓”一直是一個血緣關系的標志。在英國,姓的起源要比中國晚得多。古時候,英國人的祖先盎格魯·撒克遜人只有名字,沒有姓,他們名字很簡單,多數(shù)用一個普通名字組成。
（三）中英兩國的姓在形式等方面的差別
中國人的“姓”多以單音節(jié)為主,因此以單字為姓,但也有雙音節(jié),或多音節(jié)的,也有二字、三字、四字復姓,如:諸葛、步六孤、愛新覺羅等。英語中的姓不管有幾個音節(jié)(單音節(jié)或多音節(jié)),形式上一般只有一個詞,從詞性、詞形上來說,英語中的姓有名詞(如Hill)、形容詞(如Long)等。
（四）中英取名方式的不同
1、漢語的起名方式
（1）以出生時間取名:中國人有時以孩子出生的季節(jié)或典型的時令特征給孩子命名,如春、秋、冬、雨、雪、冰等。
（2）以歷史事件命名:漢語名字有紀念孩子出生時代背景和歷史事件的現(xiàn)象,如:建國、解放、援朝等。
（3）以地點取名:地名往往也出現(xiàn)在名字里,如滬生(出生在上海)、京生(北京)、寧生(南京)、蘇生 (蘇州)等是為了紀念孩子的出生地。名人魯豫、齊秦、關牧村、陳佩斯(布達佩斯)的名字都是為了紀念某個地名而取。
（4）以五行說起名: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認為,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是萬物的起源和根據(jù),因此五行之說滲透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些父母在為孩子取名時,根據(jù)出生的時辰推算孩子命中缺少五行中的哪一項,然后在起名時彌補上。如命中缺水,就選用“淼”字;命中缺木,則用“森”字。
（5）以動植物為名：以動物名稱為名:中國人有時候愛以孩子的生肖相或用所偏愛動物為孩子命名。一般首選威武雄壯、表示祥瑞、長壽的靈獸禽鳥等動物,如龍、鳳、虎、彪等。這些名字的寄托著父母對孩子的美好祝福和愿望；人們比較喜歡用在名字中的植物花卉有松、楠、竹、柳、楊、桐、榕、衫、梅、菊、蓮、桂、蘭等。
（6）以傳統(tǒng)理念取名:漢語名字常常溶進了長輩對后代的期望。希望家興業(yè)旺則用旺財、隆基等;希望長命百歲有去病、棄疾等;光宗耀祖報效祖國的有澤民、祖光、耀邦、顯祖等;希望女孩則常用淑、賢、貞、慧等字來示善良、純潔和忠貞。
2、英語的起名方式
（1）基于宗教:由于英語國家的人多篤信基督教,所以他們非常信奉上帝,他們對基督教膜拜也體現(xiàn)在給孩子命名上,如Christian克里斯蒂安(基督信徒)、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(基督的使者)、Eliot埃利奧特 (上帝的禮物)、Jonathan喬鈉森(上帝所賜)、Joseph約瑟夫(上帝賜子)、Angela安吉拉(天使)、Elizabeth尹麗莎白(獻身于上帝)等。
（2）出于對品德的期望:各個民族都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,也都體現(xiàn)在名字里,如Abraham亞伯拉罕(人民之父)、Alan阿倫(英俊)、Alexander亞力山大(保護者)、Arthur亞瑟(勇敢)、Clark克拉克(聰明)、Charles查爾斯(強壯)、Ralph拉爾夫(機智)、Frank佛蘭克(率直)、Alice艾麗絲(高貴)、Rebecca麗碧卡 (忠貞)、Grace格蕾絲(優(yōu)雅)等。
（3）源于植物花卉:西方人崇尚自然,對花草樹木情有獨鐘,英語名字常采用植物花卉名稱,如Laura勞拉(桂樹)、Lily莉莉和Susanna蘇珊娜(百合)、Rose羅絲和羅達Rhoda (玫瑰)、Viola維奧拉(紫羅蘭)等。
（4）源于長輩的名字:在英語文化中,有小輩重名于長輩的習慣,主要是出于對長輩智慧、才能等優(yōu)點的崇拜。長輩非常愿意讓兒孫沿用自己的名字,覺得是一種榮幸。為有所區(qū)別,在晚輩名字后加“Junior (小)”一詞,如Bush Jr (小布什)、Kennedy Jr (小肯尼迪)、Roosevelt Jr (小羅斯福)、小洛克菲勒、小仲馬等。也可在名字后加羅馬數(shù)字,如John Ford III等。而這種情況在中國方式是極其少見的。
三、 基于以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，我們在翻譯中英姓名時一定要講究一定得策略，除了最基本的被大家所熟知的音譯和意譯這兩個策略外，我們還要靈活運用歸化和異化這兩個策略:
歸化是一種文化補償，是將原語中的姓名進行改造，目的是使譯語更接近目標語文化，更接近譯文讀者，方便其理解和接受。它特別適用于文學作品中，因為將姓名轉(zhuǎn)化成目標語讀者熟悉的命名方式，讀者能更好地接受并且記住作品中的人物及其關系。
異化是一種文化移植，使譯語更接近原語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語文化的風格和特色。這有益于促進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傳播、交流和相互影響。它特別適用于人們?nèi)粘５目缥幕浑H中。正如之前提及的中國人的姓在名前這種姓名結構所反映的先有家族，后有個人，家庭為大，個人為小，先大后小的 “集體主義”價值觀。在翻譯過程中，就要體現(xiàn)中國人重姓輕名的傾向，將姓放在名前，先在國外媒體已經(jīng)非常自然地把胡錦濤書記和溫家寶總理譯作Secretary HuJintao, Premier Wen Jiabao。
中英姓名的翻譯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可忽略其重要性。我們要在把握好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基礎之上，要以科學的翻譯原則為指導，在翻譯實踐中，靈活運用以上翻譯策略，才能譯出標準、地道的中英文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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